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导读

在当今中国，每一个新生儿都会在出生24小时内免费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在之后的6个月内相继完成其余两针注射，以保护他们不受乙肝病毒侵害。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只重组酵母乙肝疫苗诞生的背后，所隐藏着一段中外合作佳话。
本文回顾1989年美国莫沙东公司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所经历许多曲折的故事，其中包括默沙东方面对中方的许多猜疑，以及跨国药企对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人口大国信用的不断试探，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值得信任吗？他们会不会将疫销售别国？他们的技术力量能否保障产品质量？
通过这次合作，也折射出处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对改革开放和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摸索的印记。这次国际合作也是那些参与者经历了从误会甚至争吵到学会理解，学会信任，最终成了朋友。
当下新冠疫苗问题在西方演变成政治话题，它的来源和生产商都受到特殊的关注，甚至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回顾30多年前这段中美疫苗合作的往事，当年那个项目的亲历者们对如今中美合作的看法也很难达成一致，因为双方各自怀有的心事越来越多。

2014年2月27日，深圳，一家企业生产的乙肝疫苗。视觉中国供图

从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被运入北京所厂房。受访者供图

赵铠院士手持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样品。默沙东官网

北京所与默沙东合作试制乙肝疫苗，双方人员一起工作。受访者供图

中方参与者与默沙东来华员工在北京所生产车间合影。受访者供图

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栋巨大的白色厂房久已停用，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

直到今年9月，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握手、合影的中老年人。他们有着不同肤色，聊天时中英文夹杂。

30年前，这群人见证了大楼的诞生。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诞生地。

以这支疫苗为代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乙肝免疫保护。原卫生部称，截至2010年，至少有8000万人因此免受乙肝病毒感染。2014年的全国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到4岁儿童中，乙肝病毒感染比例为0.32%，较1992年的9.67%呈断崖式下降。

时隔多年，双方工作人员重聚，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一位中方工程师说，当年为节俭，他使用带着裂隙的试管，美国专家大惊失色，气得一把抢过摔到地上；一位美国员工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中国人不喜欢他，因为人们对他说，“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很久之后他才理解，那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方式。

不过，回忆到最后，双方总结的话语却又都很相似：经历了误会甚至争吵后，还是学会了理解，学会了信任，成了朋友。

1.2亿感染者

中国是“乙肝大国”。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进行的首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感染率在9%以上。依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8%，属于疫情严重的高流行区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病原生物学教授庄辉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在乙肝疫苗推广接种之前，中国有1.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三四千万人是母婴传播所致。“成人感染乙肝病毒，只有不到10%演变为慢性乙肝，新生儿感染的患病率则高达90%-95%。”

他说，早年的慢性乙肝病人，除非死于其他疾病，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几成定数。国内临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药抗炎保肝。“那些手段其实近乎无效。”

几千万人一出生即遭厄运，人们“谈乙肝色变”。当时多支国家运动队中，均有世界冠军突然体力严重下滑，提前结束职业生涯，原因是慢性乙肝。

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接到了牵头开发乙肝疫苗的任务。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

疫苗被列为防治乙肝的重中之重。1986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血源乙肝疫苗投产。

“血源疫苗虽有效，但有三大弊端。”赵铠称，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有污染环境、伤害生产人员等风险；长期、大量从人身采血，既损害健康，也无法保障稳定供应。最关键的是，血浆中除了疫苗生产必须的表面抗原，还可能携带其他病原体。

产能还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流程制约。“血浆加工后得到抗原原液，先装在大玻璃缸里，再一支支手工稀释。”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乙肝疫苗生产的赵景杰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操作时不慎划伤手指，便感染了病毒。

20世纪70年代早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开展血源乙肝疫苗试验时，由于缺乏外汇，无法购买动物实验所需的大猩猩，更是一度给自己注射，代替动物试验。

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疫苗生产都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美国默沙东公司则于1986年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将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

“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涉及很多工程问题。”赵铠至今记得，受邀实地考察美方生产线，在全封闭的现代化车间内，他们习以为常的玻璃瓶罐、手工搬运都没有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几十、数百立方米的大金属罐和连接它们的全封闭管道。“从培养酵母菌，到收获酵母细胞、破碎细胞、纯化抗原……都在流水线上完成，是纯工业化的。”

1987年，赵铠等专家向原卫生部建议，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1988年，经过数次论证，中方组建代表团，与默沙东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坐进一条船

当时，国内数个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仍在进行，有声音说，与其将钱给外国人，不如继续支持国内研究。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批复：自己的继续支持，国外的技术也要引进。乙肝疫情严峻，疫苗不怕多。

另一个问题在于转让费用。默沙东最初希望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单次免疫需要3针，总价最低100美元。这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价格。谈判的重点就此转向一次性技术转让，最初报价1000万美元。

当年谈判的双方都承认，从那时起，这项合同之于默沙东，几乎很难再赚到钱。疫苗研发动辄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一心推动此项合作的默沙东时任CEO罗伊·瓦杰洛斯甚至与公司其他高管发生过争吵。

“我很焦虑，时间很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它……”20多年后，瓦杰洛斯在一次受访时回忆。

代表团里的中国财政部官员有一次告诉赵铠：部里能为此拿出的美元，其实最多几百万。

赵景杰参与了几场谈判。他的记忆里，双方出现分歧，中方代表会集体离席，出门在走廊里“开小会”，为的是先统一意见。“我们这些搞卫生和生产的，就希望合作赶快谈成；但负责外贸和财政的同志考虑更多，也更谨慎……”

最终，默沙东将费用再降至700万美元。中方则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进一条疫苗生产线。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别支付350万美元。

1989年，默沙东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收取700万美元，作为培训中方人员和支付美方参与者劳务的成本，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

1990年底，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18个月后，美方的一批员工又来到中国，协助疫苗投产。

赵铠记得，多年之后，瓦杰洛斯某次与他会面，依旧笑着“抱怨”：当年那700万美元，培训你们两批人，再支付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最后还亏了不少！

1990年，在美留学的中国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东，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美方翻译。她翻阅此前谈判的往来文件，惊奇地发现，默沙东一度想要放弃合作。

“默沙东这边，钱其实并不关键。”时至今日，武阿妹依旧很感慨，“最难的，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异。”

“对于默沙东，当时的中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武阿妹回忆，公司内部讨论最多的，是疫苗研发投入了天价成本，即使低价转让给中国大陆，但在全世界其余地区，这依旧是被寄予厚望的产品。这个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值得信任吗——他们会不会将疫苗私销别国？他们的技术力量又能否保障产品质量？如果中国产的疫苗出现问题，会影响这款产品乃至默沙东在全球的声誉和前景。

翻看当年的文件，武阿妹能感到，中国有关部门也十分谨慎，不少表述都留有余地。当然，说话含蓄本身也是中国人的特点。可在美国人看来，很多文件纯属“打太极”，实在难以理解。

当时，默沙东方面屡次向中方发函，反复确认一个问题：陈敏章部长是否同意了这项决议？依照美国人的习惯，文件最终生效，要看项目总负责人的个人签字。但在中国显然并非如此。因此，他们收到的回信总是一封加盖了某部门公章的红头文件：“我们经过研究……”

美国人疑心更重：“我们”是谁？

中方的疑虑也很多。忧心中国技术能力不足的默沙东只愿承诺，指导北京和深圳的生产线，各自具备2000万支疫苗的年产能。但年产4000万支疫苗，只够1000多万人使用，无法满足防疫形势。

僵局之中，双方的主要负责人站了出来，各自向前迈了一步。赵铠向领导说明，依据他在默沙东的实地考察，年产2000万支其实是默沙东的保守估算。在美国，完全相同的生产线，年产3000万支问题不大。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因此忧心忡忡，所以这条依着他们也行。

一度感到沮丧的瓦杰洛斯也重新整理了心情，“我开始意识到，两国国情是截然不同的。”在他的推动下，默沙东又放宽了一些条款，比如疫苗引进后不得出口一项，改成了“10年内只在中国大陆使用”。

至于双方都很关注的质量问题，中方一位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协议达成后，我们就坐进了一条船，有了相同的目标。大家要信任，不是怀疑，一起使劲儿往前划，才能上岸。

赢得信任靠的是能力

签约那天是1989年9月11日，消息传到深圳时，年轻人刘群感到很兴奋。他将被派往默沙东学习。在他记忆中，那一年，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人们在猜测，合作可能要“黄”，至少暂时没戏。

康泰公司是深圳为承接乙肝疫苗项目而临时创建的。第一批人员到位时，厂房还在荒地上施工。办公室则设在某间宿舍。一度无事可做的员工十几人租住在一间民房内，以至于有警觉的警察半夜前来检查。

派到美国的员工，来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多是高级技术人员，刚刚成立的深圳这家公司，除了领队，几乎全是年轻毕业生。这令美方十分担忧。

刘群抵达美国后的某天，默沙东负责该项目的一名经理问他们，“你们是工程师吗？我看不像，他们才是工程师！”

经理指了指远处的北京团队。

对于美国人的性格，同样赴美的赵景杰也有自己的看法：人不坏，性子确实相当直。一旦不按照文件规程执行，美国人将文件往地上一摔，扭头就走并不罕见。不过几小时后再见面，对方又总是谈笑风生。

“倒也没觉得被羞辱，或许美国人也是想激我们一把。”刘群说，当时心里没任何芥蒂，因为纯粹是学习的姿态。“确实不如人啊。我们自己心里都没底。”

美国企业当时已经通行“标准作业程序”（英文简称SOP），生产中每一环节所涉及的细节都被记录在一本厚厚的册子，无论是学习还是操作，“只要按部就班，很简单，很规范，不太会出错。”刘群说，“对于中国人，确实不算太难。”

随着交往深入，矛盾减少了。默沙东的员工开始轮流邀请中国人去家里做客或旅游。“中国人赢得信任，靠的是能力。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很聪明，也很好学。”武阿妹回忆。

低估了难度

美方代表前往中国时，也遇到了层出不穷的挑战。

武阿妹1984年出国留学。她当时以为，8年过去了，国内顶尖的疫苗生产机构，条件应该不会太差。直到她惊讶地发现，工程师们还在驾着马车，手工搬运机械。

美方意识到，他们低估了项目的难度。“当时有两个相邻的冷库，其中一个温度不够低。于是中方建议，能不能在墙上凿一个洞，用一根管子输送冷气。”默沙东的工程师洪爱琳回忆，“我下意识想笑，但是忍住了。于是说：好吧，试一试。但如果不行，还是再买台压缩机。”

后来她问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想出这种点子。有人说，经费紧张，再买一台有压力。

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黄种人，洪爱琳对中国感到好奇又陌生。她偶尔和其他同事挤上北京高峰时期拥挤的公交车，市民会争先恐后地给外国面孔让座，请她转达欢迎之情，尽管她压根儿听不懂普通话。

她逐渐感觉到，那时的中国对外国人无比热情，十分希望展现自己的好；但这种心态本身又带来了隔阂，要把那些敏感、伤害面子的问题藏起来。

洪爱琳于2000年定居中国。她逐渐明白了中国人的“没问题”“不要担心”其实和美国截然不同，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含义。

“但在当时，我们一群‘老美’不理解这些。只觉得你们说没问题，实际又有问题；有了问题又不说为何要那么解决——那我们怎么帮你们处理问题？”洪爱琳喝了一大口水，笑着说。

对于洪爱琳的回忆，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位中层领导忍不住哈哈大笑，谈起往事。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美方的专家咨询某个药品认证问题。事实上，那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尚处盲区。他只能答复“我们还在研究”“我们考虑一下”。直到对面再也按捺不住火气，“你们怎么总在绕圈子！”

“我总不能告诉他们，我们体制还不完善吧。”这位领导叹了口气，“这确实说不清楚。”

轮到美国人适应环境了。用武阿妹的话说，美国人逐渐放弃掌控一切，开始适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哲学。

“美国人很快发现：一些问题，北京的伙伴虽然不肯说，但他们最后总能‘神奇’地自己解决，实际上对项目也没太大影响。”武阿妹看来，在这一方面，与其说双方实现了充分“信任”，不如说是充分的“了解”。

默沙东内部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评估：硬件环境比想象的要差，但中国人的能力和素质超出了预期。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老工程师，虽然未必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工程教育，甚至不会用电脑绘图，却能用铅笔和尺子实现更高的精度。

“其实很多美国人一辈子不出国，连护照都没有。他们稳定、安逸的小镇也是闭塞的，对中国并不了解。”武阿妹说，幸运的是，他们意识到了这点，并且试图改变。后来，她索性做了幻灯片，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

不是为了钱

因为这次合作，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普及了“SOP”“模块化”概念。“很震撼，很先进。”一位当年的年轻技师回忆，以往接种疫苗经常引起发烧、呕吐等副反应，其实是因为生产中存在轻微污染。只是搞不清坏在哪一步。

周永东大学毕业后在所里负责质检、验证。第一次遇到默沙东的专家，对方直接问：“这些器材都无菌了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

“120℃高温消毒了30分钟啊。”周永东一头雾水，高温应该能保证安全，大家一直这么做。

“那你怎么证明无菌？”

“不是说了120℃……”

“消毒的证据呢？”

周永东恼火起来。后来他才知道，对方的“刁难”，其实是为普及新意识作铺垫。“过去说高温了、紫外线照射了，但万一哪天操作员偷懒，手抖了，漏了哪个角落，没人能知道。”

而美方带来的手册里清晰地写明，高温蒸汽灭菌时，蒸汽最难触及的几个角落一定要设观测点——放置温度计和变色试纸，确认温度高到足够杀菌。灭菌结束，还要在某几个固定位置再安放采集菌落的试纸，培养后没有病菌滋生，才算真的安全。

周永东那时还参与的一项工作，是将SOP手册译成汉语。由于生物医药领域此前鲜有标准化的尝试，不少专业名词都让这位顶尖院校生物系的毕业生一头雾水。为数不多能参考的，除了一本清华大学的化学工程词典，还包括“两弹一星”工程的资料。

“现在《中国药典》里很多术语，也是那时留下来的。”人到中年的周永东颇为自豪。

“进厂房要穿鞋套了，有人进去时总忘记穿，还有人下班时穿着就走了。”洪爱琳笑着回忆，自己那时要守在门口一个个提醒。

但作为美国人，她在早期并没有意识到，一部分职工并不喜欢改变。在她记忆里，有的中方员工常说一句话：你们美国有钱，开得起凯迪拉克，我们有个自行车就不错了！

言下之意在于，默沙东希望完全照搬美国工厂的工业化标准，以确保项目可靠。但在中方一些人看来，什么SOP、全自动机械，好归好，太浪费钱；不少零件，用稍微差点但便宜的代替，能节省出不少。

在不少中方亲历者看来，默沙东的专家来华，本是指导者，却被“学生”一而再地质疑，内心也难免敏感。有人发现，项目后来遇到困难，美方专家总先下意识声明“不是我们的错误”，然后再考虑解决方案。

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是，默沙东一位专家曾和中方一位老工程师闲聊，用英语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吗？”

但老工程师英语不好，词汇量有限，着急半天，只想出一个词：“For……for money（为了钱）?”

专家的脸色骤然大变，摔门而出。几分钟后返回，依旧面无表情。

直到几天后，再度面对老工程师，专家认真地说：“我还是要声明一下，我参与这个项目，是因为中国的孩子需要保护，不是为了钱……”

还有一次，默沙东总部怀疑项目执行不力，要求驻华负责人回美汇报。不少参与者都记得，该负责人当时大惊失色，不住嘟囔“完了完了，要失业了”“咱们永别了”。此公爱好拍摄，将平时记录的镜头剪为一短片。默沙东高层看了，反倒觉得项目进展不错，这才转危为安。

多年来，提及对这个项目的推动，中美双方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个名字——尤金·沃普勒。作为基因工程疫苗部分核心技术的专利持有者，他是默沙东地位超然的科学家，即将退休，却又强烈要求加入这项“艰苦”的合作。

他还有一个名字曰“王晋德”。他1935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农庄，父亲既是传教士，也是山西老乡口中的“农业专家”，母亲则是护士。接下来的10年，沃普勒家族和众多难民一同流离于战场，躲避着战争的威胁，并尽可能帮助中国人。

“中国是我的另一个祖国。”尤金·沃普勒生前说过。

当年在北京，这位瘦高个儿的老人习惯披着白大褂，穿着米黄色裤子，晃着空空的裤腿忙上忙下。休息时，他喜欢捧着装字母的纸盒和一堆饼干，招呼中国的年轻人，一起玩单词拼写游戏。

洪爱琳记得，一位年轻的中国技师曾经认真地问沃普勒，“您说把疫苗打在脚上，效果会不会更好？因为脚底的穴位掌管内脏。”

旁观的她心想：太尴尬了，太荒谬了，这怎么回答？

沃普勒的回答却很认真：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试验。或许以后值得试一下。

他没有笑。

“我猛然意识到，想当然地认为别人愚蠢，本身就是一种无知，因为你并不清楚对方的文化和经历。”洪爱琳说。

就像当年在美国的中国人最终取得了信任，中国员工也清楚地记得：又高又壮的默沙东工程师为了检测，会整个人钻进狭窄的仪器；他们也经常和中国人一起加班到深夜，再扒着大货车的后斗赶回很远的住处。

经过在北京一年多的磨合，默沙东团队再去深圳完成相同的工作，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深圳，一切都莫名其妙地顺利了。”刘群说。

不赚钱但最好的商业决策

1993年10月，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车间正式投产。对于那场盛大的落成典礼，从美国赶来的瓦杰洛斯已记不起太多细节。他记得两位中国小朋友在红毯上迎接了他，他们都非常可爱。

9年之后，中国开始为所有新生儿提供免费的乙肝疫苗；2005年，仅剩的接种费也被完全免除；2009年至2011年，国家又连续为15岁以下儿童进行乙肝疫苗补种。

中国新生儿及时接种首剂乙肝疫苗的比例，1992年仅为22%，2013年攀升至91%。20岁以下人群的急性乙肝发病率，则从2005年的5.14/10万降至2016年的0.88/10万。

直到今天，这项源自默沙东技术的疫苗因为成本低、可靠性高，仍是中国防疫乙肝的最主要产品。深圳康泰则是国内乙肝疫苗供应量最大的企业。

30年前签约时，瓦杰洛斯曾预言：“这个项目将帮助中国在50年后消灭乙肝。”

他后来还说，虽然没有利润，但这是默沙东在20世纪做的最好的商业决策之一，它能拯救生命，这家企业以往做过的任何事都无法与之相比。

得益于乙肝疫苗，中国今天的新生儿很难再感染乙肝病毒，但1.2亿人的历史“欠账”还没有完全解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4年的估算数据称，全国约有9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有30多万人因乙肝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疾病而死。

与肝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辉院士说，过去每月要花费上千元的乙肝抗病毒药物，由于纳入医保，价格已降到十几元。但由于理念等原因，当前乙肝治疗中的一个障碍仍是难以做到规范诊治。

据他介绍，在八九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中，经过诊断得知自己携带病毒的，不到20%。而在2800万发展为乙肝病人的人群中，接受正规治疗的只有两三百万人。

在疫苗领域，中国也还处于追赶状态。全球90%以上的疫苗市场仍被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辉瑞和赛诺菲这4家巨头占据。4家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到了营业收入的17%，而中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这一数据仅为2.8%。自主研发的疫苗仍然匮乏。

30年后，到北京那个被遗忘的疫苗车间去怀旧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赵景杰记得，当时国内不少单位派人前来考察，门庭若市。“这一个项目，将我们疫苗制造的整体水平抬上了新的台阶。”赵景杰说。

对于如今的中美合作，这场项目当年的亲历者们也有了不同看法。有些人觉得，双方怀有的心事越来越多；也有人认为，日益强大成熟的中国企业有了更多与国外交流的渠道，有能力直接聘请国外的专家，合作更容易了。

但大家都承认的是，作为一场自发的友好合作的产物，乙肝疫苗项目带来的影响，在历史的很多个侧面都留下了痕迹。

默沙东通过这次与中国的合作，赢得了全球性赞誉。中国市场也回报了这家企业。1992年，默沙东成立了中国分公司。

那场合作之后，武阿妹立志“为中国的公共健康做更大的项目”，留在默沙东，一度成为这家企业中国疫苗事业部的总监；洪爱琳现在是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管，负责在华医疗领域投资；刘群则留在了康泰，成为副总。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30年间一直保持通信。重聚在当年工作过的园区，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着老照片，很快便有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笑话；有人带头哼几句，这群人便合唱起当年一起学过的歌。

2011年，刘群也再一次前往默沙东总部，商讨另一款疫苗的技术转让。从商务意义来看，那是一次不太成功的会面。

回国前，他决定去看望尤金·沃普勒。他吃惊地发现，沃普勒家里挂着一副中国书法，正是自己多年前赠送的礼物。

“之后我会离开这世界，我的孩子也不懂书法。你应该把它带回中国。”告别前，沃普勒说，“这本就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刘群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一切好像回到了过去。

但时间只会匆匆向前。尤金·沃普勒，没有赶上30年后在北京的聚会。2019年4月24日，他病逝于美国。

他参与研发的疫苗还在中国，最早接种它的孩子很多都已成家立业，按照30年前定下的合作计划，他们的下一代在出生之后，也在24小时内，打上了这么一针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