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

导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在此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回顾百年来的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关联史，对于理解当今变局，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并在关键时刻能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相信会有所启迪。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李滨在本文中首先回顾了一百年前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导致各种政治思潮冲击当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大转型”时代，认为国际秩序的转型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百年间的变化相对应的。文章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后指出，目前新自由主义遭遇百年前古典自由主义几乎同样的危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条件下，极端政治倾向相比过去更具传染性和自我固化特征。而极端的政治倾向是社会与国际对立的基础。文章认为，当前国际上酝酿着三种变革势力，它们分别代表一种社会制度和变革的思潮，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二是以拜登为代表的“再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新新政”;三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模式的改革力量。本文认为，自由主义的百年轮回导致当今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世界必然重复过去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事。而只有中国制度模式的改革原则与发展方向，才能修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各种弊端。

一、回顾激荡百年，理解当今变局

世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世界结构，它一方面规定着国家形态，影响着国内的秩序；另一方面规定着国家间在国际上互动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整个世界真正互为联动、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所致。因此，谈论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关联性只能从这一时期开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欧美古典自由主义危机，世界涌现的有影响的政治思潮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相应的变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以及英美的改良式自由主义。这些思潮影响着当时的世界秩序的变革，形成了如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所说的“大转型”（GreatTransformation）时代。这一“大转型”造就了一个混乱的世界秩序。法西斯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与英美改良式自由主义竞相塑造或维护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竞争尘埃落定，把世界大体分成了两个部分、两个阵营——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分属两个阵营的国家大体按阵营的塑造者要求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体制，而且彼此按相互默认的规则进行互动。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反殖民主义，世界性反殖民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众多被奴役民族获得解放，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然而，在两种世界秩序的影响下，一些新兴民族在获得新生的过程中，以内战形式选择国家体制；独立后虽然许多国家想在两个世界之间“不选边站队”，但现实使它们不得不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陷入美苏之间的“冷战”之中。

历史辩证法使得美苏阵营之间数十年的竞争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黄金年代后，又出现了一股历史的“返祖”现象，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以新的形式再度勃兴。几乎所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按新自由主义规范重塑了自己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世界按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确定了国家间经济互动模式，美国领导的军事政治同盟承担着“管理”（police）世界职责。但是，犹如百年前的“大转型”一样，新自由主义也给世界带来了类似的社会矛盾，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年引发“大转型”的社会基础又在世界许多地区重新显现。

综观百年世界风云，贯穿历史主线的最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欧美自由主义。百年间自由主义经历了变化起伏，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改良式自由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变化过程。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精髓是一致的，即在经济上强调“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市场自由是经济自由的体现；政治上相应的制衡制度是作为财产保护、市场自由的政治保障，因为“只有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体制，民主才有可能”。而改良式自由主义与此不同的是，承认自我管理的市场存在着重大缺陷和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强调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的不足，维护市场的长期发展。新自由主义继承古典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和谐“假说”，认为“理性”的个人在市场中按自己的特长参与分工，通过市场交换使个人与集体的福利都得到增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由此导致追求私利的个体在市场交换机制中实现利益的互补与增进，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在国际层面，自由贸易同样也达到这种效果，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交换实现国家间利益的互补与增进，从而保障了国际和平与稳定。这被孟德斯鸠总结为“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而改良式自由主义则认为，自由市场无法实现这种和谐功能，只有通过国家的干预和国际协调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兼顾。

百年间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变化，不仅带来的是一种国家社会的大变化，也带来了整个国际秩序的相应转型。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相关联，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百年间改革和变化相对应。

古典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衰落，以一种改良式自由主义——也有人称“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edliberalism）——的形式在美英一些西方国家得以存在，但最终以新自由主义形式再度复兴。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都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对立衍生物。当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是否会产生类似百年前的各种政治思潮冲击既有的世界秩序？这是关系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回顾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关联史，希望人类对此有所启迪，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推动历史的进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二、古典自由主义衰落与三种新思潮的兴起

探寻百年前导致世界进入“大转型”的政治思潮就不得不回溯到产生这些政治思潮的源头——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这种衰落源自古典自由主义塑造的欧洲秩序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源自古典自由主义建立其上的生产组织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矛盾衍发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改良式资本主义以及反殖民主义。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英国最为典型，政治上法国最为特征。自我管理的市场与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体现。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又是国际化的，社会化生产和追求积累的特点是其国际化的动力。由此，古典自由主义又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是由国内市场体制的国际扩展——金本位制，政治制度是均势，均势是防止大国发生长期、破坏性战争的一种制度，它是建立国际自由市场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上述四种制度形成了19世纪欧洲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国内制度变化的趋同，规定了各国之间的互动模式。

古典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潮在于它的物质成就。英国作为这一思潮的发源者，工业革命与“日不落帝国”的成功，其体制引来了欧洲大国的模仿与学习，由此促进了欧洲的革命进程。这一进程的结果是逐步形成一种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秩序。连这一制度最深刻的批判者马克思也承认它的物质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没有这些物质成就不会带来自由主义的巨大影响。

然而，在欧洲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这种秩序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的穷困化使得各种反（或改良）体系运动的出现，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二是随着资本主义触角的世界扩展，其影响力逐步向世界延伸，形成了帝国主义思潮。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展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全球单一体系，但这种扩张是通过帝国主义方式进行的，而且随着欧洲自由主义秩序内在矛盾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体系。反体系运动和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相互作用，滋生出了苏联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时还倒逼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改良。这一切冲击着古典自由主义，最终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下导致其衰落。

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与工业革命在欧洲国家的开展与深入，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毁灭”的机制就充分地发挥出来，它一方面造就了越来越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另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两者都在破坏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

自由主义国家的建立只解决了旧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传统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但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分化与“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并不兼容。新的国家体制与越来越多的市场“失败者”“受挫者”的张力越来越大。工业化越是发展，自由市场越是深入，这一矛盾越加突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这种矛盾就越尖锐，危机就越显现。自由市场竞争与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生产集中。自由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使得财富向少数“幸运者”集中，工业化下的竞争迫使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与管理，造成机器大工业和泰勒式管理手段的出现。这种效率更高、集中的生产组织模式逐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替代了自由竞争式的生产，但它也面临更大的由相对过剩带来的再生产危机和社会矛盾。

对古典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矛盾，马克思曾预言，资产阶级不得不“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来克服危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加速海外市场的开拓，二是国内的变革。前者以经济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后者导致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这两者既使自由市场体制走到了尽头，也使自由国家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福利国家作为一种解决危机的手段逐步从西北欧少数国家萌发出来。福利国家是缓解旧市场体制下的社会阶级矛盾、协调劳资利益、摆脱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也是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和制度必然的结果。共和体制是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平等、自由，反对特权的产物。它也必然导致“自由民主向大众民主过渡”，由此，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顺理成章。工人阶级逐步获得选举权对自由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压力。过去自由主义国家放任市场自由的实践逐步不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形势。通过国家干预，从经济上安抚工人阶级，使之忠诚于国家，疏远“共产主义的幽灵”，成为国家驯化工人阶级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家干预功能还可以带来消费购买力的提升，促进社会生产再循环的结果。这在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大机器生产、生产高度集中、经济处于垄断的状态下尤为重要。但国家干预不仅带来自由市场的衰落，而且导致金本位受到侵蚀。金本位制既限制了政府财政的扩张，也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另外，为了保证资本与劳动的妥协与相对平衡，国家还需要保护国内市场和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产生出口“乘数效应”，促进就业与增长。而获得与控制海外市场的最有效手段是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建立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英国殖民主义者罗得斯（CecilRhodes）甚至说：“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这样，经济民族主义继而是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必然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这种结果既改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也破坏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帝国主义既是对国际自由市场的破坏，也是对国际政治平衡的破坏。帝国主义一方面加强了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竞争，另一方面加剧对被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争夺市场的帝国主义扩张使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破坏着19世纪所谓的“百年和平”，最后带来了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提供了条件；殖民统治与压迫引发了殖民地的反抗，为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做了铺垫。

古典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为各种反（改良）自由主义的思潮提供了实践的历史舞台。当时最有影响的反自由主义思潮当属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分属政治光谱的左与右。由于不同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首先赢得了胜利，而且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希望把革命引向世界，建立一个世界性苏维埃联盟。法西斯主义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获得了政权。而英美法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根基深厚，以改良的自由主义回应了古典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

反（改良的）自由主义成功都与危机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成功。20世纪20年代在经历“回光返照”后，古典自由主义在大萧条中“油枯灯灭”。大萧条产生的危机使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获得了成功，同时也迫使英美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新政”是这一改革最为典型的事件。法西斯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英美改良式自由主义都是促使国家体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即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干预经济生活，保障国民基本福利，但是它们彼此的内在经济组织方式不同，内部政治治理形式迥异，对外互动的方式悬殊。新的政治思潮也在改造着旧的国际秩序，使得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主义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寻求重新瓜分世界，建立法西斯主导下的国际秩序；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要求各国的革命围绕着保证苏联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改良式自由主义则要求维持其在世界的既得利益，即使以一定代价绥靖法西斯国家也在所不惜。之前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按经济上是自由贸易（通过金本位来调节国家之间的差额）下的经济交往、国际关系以均势平衡为原则维护国际稳定。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大国间基本没有重大战争，主要是局部的、短暂的（不超过三周）战争。但这一时期，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几乎是“以邻为壑”，以此来保障各自国家的经济福利；国际关系上以全面侵略与整体战来彻底击败对手，重塑国际战略格局。因此，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层面上呈现出大动荡、大冲突的无序特征，引发了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潮竞争的结果。这一竞争最终以进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和改良的自由主义战胜落后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而告终。

三、两种主流政治思潮与冷战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开始。这次世界大战是以美苏两个不同体制的大国联合战胜法西斯国家而告终。两大国必然要以自己的意志来重塑战后的世界秩序。罗斯福总统1943年就通过报端阐述了美国的战后秩序主张。斯大林大致一年后也透露了苏联对战后秩序的主张。斯大林说：“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双方对战后世界秩序主张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战后划分势力范围国，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实施自己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彼此进行战后合作。这种安排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敲定。但是，随着罗斯福的去世和战后形势的发展，这一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设想美苏战后相互合作来维持世界秩序，演化为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整个世界虽然以一种分裂秩序呈现出来，但双方之间的互动大体遵循相互彼此尊重各自势力范围、相互竞争的规则。

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在国家体制上是一种福利或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改良自由主义产物，但保留了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作为自由市场监护人和生产资料私有原则的核心内容。福利国家补充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这样，西方福利国家通过干预措施影响市场，使得市场成为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虽然战后的福利国家政府的作用极大地得到了加强，但保留了传统的宪政与制衡机制，并且在政治上又是以反共、排共为特征的。美国战后一定程度延续和发展了“新政”以来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通过“麦卡锡主义”清洗了国内同情共产主义的势力。在西欧和日本则是通过美国援助与军事占领成功地实施/完成福利国家的改造，并实现了国内的反共、排共的目标。由此，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福利国家确立下来。

在国际层面，美国为西方世界确定了新式互动交往模式。经济上，各国按美国建立的新式国际经济制度交往，这种经济制度是“新政”的国际投射，或者说是福利国家有管理的市场体制的国际翻版。它一方面从制度上要求各国遵守开放市场的规范，防止经济民族主义恶性竞争，引发民族国家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规定了各国在一定条件下干预经济的自主权，并赋予一定的国际救助手段与资源，防止国际市场竞争造成对国内经济的过度冲击、引发国内矛盾与危机。正是国内与国际经济制度容纳了保障国内福利的成分，有学者称这一体制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compromiseofembededliberalism）。

在国际政治层面，西方阵营形成了美国领导下的政治军事联盟，以此最后的强制力量武装保护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它通过联盟关系把资本主义大国摄纳其中，防止其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引发政治军事冲突，同时也预防有关国家受到苏联体制的“侵蚀”与“渗透”。美国发动冷战的目的就是遏制苏联体制对西方势力范围的“扩张”与“渗透”，保护世界资本主义免受苏联体制侵蚀。只要读读被视为冷战宣言的1947年3月杜鲁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咨文宣称，当时的世界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造成一种局势，使我们和其他国家都能塑造出一种免于极权主义政权威胁的生活方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才在世界上组织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联盟。

所以，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支柱是：福利国家及其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协调，以及美国军事实力以及它领导的军事联盟。这与19世纪英国治下的欧洲秩序依赖的四个要素（均势、金本位制、自我管理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完全不同。

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以苏联为样板的。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单位基本没有私有的成分，基本是由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生产要素的调配、甚至是制成产品的生产与交换都是高度计划性，由此产生的分配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在政治上，苏联阵营的国家都是高度的集中统一，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清除了国内亲西方的因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工是以苏联为主形成的国际分工，基本不同资本主义阵营发生贸易关系。在这一阵营内，政治上，苏联通过过去的“共产国际”的传统影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法西斯占领的东欧国家掌握着阵营的控制权。除少数国家独立自主外，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外交上少有自主权，苏联对其东欧盟国甚至提出“有限主权论”。这种过分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导致一些国家脱离了这一阵营。苏联阵营内部的分歧与西方阵营内部的分歧不同，西方鲜有彻底脱离联盟的现象（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独立倾向只是暂时现象），而苏联阵营先后有南斯拉夫、中国等脱离了这一阵营。

两个阵营下的世界秩序也确立了战后双方的交往模式。战后两个阵营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交往，双方在政治上处于“冷战”的对立状态，彼此之间通过核武力维持战略平衡，默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比如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军事干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倾向，西方国家除口头上支持外，基本没有给予分离势力实质性支持。西方阵营则希望通过经济繁荣、政治自由等影响来促使苏联阵营内部发生“和平演变”。除此之外，美苏两个阵营都在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外所谓的“中间地带”，扩展自己的影响，甚至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控制“中间地带”的国家与地区。

战后在两个阵营之外的“中间地带”主要是由亚非拉从西方殖民主义挣脱出来的新独立国家组成。这些国家虽然都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大都没有逃脱冷战秩序的阴影。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阵营的影响与控制。

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于19世纪的拉美独立运动。早在19世纪上半叶，拉美就出现了国家独立运动。这种独立运动从整体上看与美国独立一样仍然属于一种分离运动。因为这些国家（除海地外）的独立运动基本上都是欧洲白人殖民者的后裔摆脱其母体的运动。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者的运动。这一运动可以说是非西方被殖民（半殖民）民族向西方学习与造反的结果。因此，战后的反殖民主义一定程度上也与自由主义相关。自由主义随着西方殖民的进程传播到第三世界，刺激了他们的现代化之梦。第三世界通过学习把个人化的“平等、自由”上升为集体的“平等、自由”，通过学习把西方现代性融入民族独立与发展的愿景之中。这必然带来他们对外来压迫、剥削和歧视的反抗从而造成战后第三世界对西方的造反。

战后代表旧殖民势力的大国衰落以及战后冷战秩序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因为战后新秩序的主导者美国与苏联都不是过去殖民主义运动的主要既得利益者；而且为了争夺“中间地带”，美苏两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反殖民主义运动。苏联早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民族自治，战后更是号称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美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期，在威尔逊总统提出和平14点计划中，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战后，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也对老殖民帝国势力进行了“釜底抽薪”，以便取而代之，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

但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后新独立国家的建设进程都受到了冷战世界秩序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1）独立运动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导致了国内的内战，不同的派别由于分别受到两个阵营的支持，有的国家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甚至造成民族的分裂。（2）独立后，虽然许多新独立国家希望保持中立与“不结盟”，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卷入冷战之中。因为一些国家没有美苏一方的支持，其国家独立、领土安全、经济发展、民族统一、社会和睦都会面临严重的风险。所以，战后世界尽管存在着所谓的“中间地带”，但它没有摆脱冷战秩序的影响，而是附属于冷战秩序之中。新兴国家可以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但少有国家在不受外来影响下形成独特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第三方力量。

四、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世界秩序

战后虽然形成了两个阵营和两种世界秩序，但在冷战的后期，两种秩序内部都经历着变革。这种变革在西方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并向世界扩散；苏联阵营的变革导致了集团的解体，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从属于冷战秩序，冷战秩序的结束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必然导致其国内秩序的变革，并且接受新的秩序约束。

冷战结束前后古典自由主义的再度勃兴，以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影响世界，与冷战秩序下两种体制国家内部出现的矛盾以及国际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通过私有制加市场竞争而实现生产目的。在战后的西方世界，福利国家与国际经济制度影响了资本自由。虽然战后福利国家对改善需求和生产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但特有的高社会保障体制影响了资本的积累以及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矛盾在经济增长时并不突出，但在增长乏力和国际竞争加剧时矛盾就突显出来。资本报怨高福利和高税收影响积累和竞争力的声音随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另外，市场竞争性使市场具有天然的地理的扩张性。市场的竞争要求市场主体不受任何政治与地理疆界限制，实现更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规模效应；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市场的地理扩张性还受到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驱使。因为“资本主义市场是一架机器，它总是对抗着一切内外划分。这一机器会因壁垒与排斥而不畅，只有不断地把更多区域包容于其领域内才会繁荣。利润总是通过联系、接触、交换和商业产生。世界市场的实现将构成这种趋势的终点。其理想的形态是世界市场没有外部，整个地球都是它的领地”。虽然，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协调着两者的矛盾，部分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设置的诸多经济民族主义障碍，但战后的体制仍保留着诸多经济民族主义壁垒。削弱壁垒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资本扩张的内在要求。因此，对西方资本而言，重塑市场自由受其本能的驱动，而生产的国际化与金融的国际化是绕开这两个制度障碍的重要方式。

美国是一个具有跨国生产传统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强大的经济优势地位为其发展跨国生产创造了重大机会。西欧和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后，一些大企业为了竞争也纷纷效法美国加入跨国生产的行列。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滞涨，造成企业不愿承受国内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负担，美国企业又加速了海外生产的进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生产，规避国家的干预，应对危机，提高积累，这样，在美国企业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也进一步加入跨国生产过程中，原来以国内生产为主要模式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折。

但实现生产的国际化就要保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的国际流动。实现这种要素的国际流动需要冲破国际和国内制度的束缚，而国家由于经济福利的竞争为冲破这一束缚创造了条件。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为战后资本自由跨国流动提供了条件。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制中，受到最大控制的就是资本跨国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权。西欧国家战后为了恢复经济，促进就业，迫切需要外来资源的“补血”。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西欧一些国家通过特殊的方式，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外来的资本，建立起较少受国家管制的欧洲美元市场。由于其巨大的利润以及竞争的压力，美国的银行也纷纷在欧洲开设分支机构。这样，由欧洲美元市场建立开始，开启了战后世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逐步削弱了国家对资本的管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甚至包括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迫切需要重振经济，因此，它们对来自美国的投资普遍持欢迎态度。这些国家的经济腾飞，也促进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寻求外部的资源，由此带来了模仿效应。这也促进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来资本与技术，普遍通过特殊的优惠政策，实施税收、劳工、金融管制等诸多方面的优惠。这些政策本来是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做出的暂时牺牲，结果造成了各国为吸引资本的“逐底竞争”，竞相放松管制，抑制社会福利，为跨国生产提供优惠条件，也导致福利国家干预机制的倒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入生产国际化的进程中，加速了这一过程。

保障就业是战后福利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目标。它通过国内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外出口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扩张政策的长久实施逐步加剧通货膨胀和债务积累。通胀和对借贷的持续需求最后使得公司和国家越来越受制于借贷者。迫于偿债的压力，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的债务积累，政府变得更要对国内外债权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福利政策受到了国内外金融利益的制约。要保持和增进经济增长，获得税收用于偿债，只有依赖于投资者特别是海外借贷者/投资者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约束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抑制工资上涨的压力和财政赤字的增加。否则，会造成投资的冲击和资本的外逃。这逐步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敢忽视的因素。同样，公司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性，企业扩张依赖外来的信贷与投资，使得企业竞争力与债券信用等级密切相关，利润高低成为获得融资的重要保障。这样，国家与公司都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放松管制、削减开支、控制企业成本成了获得借贷的重要条件，这实质是抑制福利体制。这样，只要某些国家或公司开始这一进程，就必然带来“破窗效应”，带动一个个国家向着放松管制和促进开放的方向发展。这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客观上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一进程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必然涉及国内社会力量博弈与较量以及国际政治环境改变。

在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过去是作为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一种方案，体现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妥协。但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资源竞争，在市场的地理扩张趋势和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冲击下，这种妥协下的契约开始解体了。这一解体为古典自由主义重生创造了条件。

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导致资本积累的下降，越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资本越具挫折感。因此，它们需要制服要求社会公平的社会力量，需要重新改造国家的经济体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中，资本利用这一危机，开始宣扬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保障自由为核心，宣扬国家干预对个人的危害，宣扬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引导公众重新恢复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把资本需要的自由混同于公众自由需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执政时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力量控制了国家权力。英美两国的放松管制、推动自由化的措施带来的经济增长似乎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性。新自由主义力量在促进竞争力、发展前景的名义下，加速了国家的改造。资本在国家的帮助下重获权力，而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大幅下降，由此导致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作用如同自由主义国家一样，为商业提供良好的自由市场环境，为企业削减成本而大幅降低工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新自由主义尽管没有使西方社会完全回到19世纪的原生态市场体制之中，福利国家的印迹在不同国家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但福利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社会再分配的机制，以及工人的组织力量和权利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阶级权力的再度倾斜是新自由主义滥觞的重要国内政治因素。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国际政治的作用也有着一定的关联。冷战和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形势是促使这一转化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冷战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社会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客观上对新自由主义逆向地起到了一定的催生作用。为了抵制苏联制度的诱惑，美国在战后积极帮助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而各受援国为获取外部经济资源进行发展，对外来投资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在政策上给予了优惠与松绑。这种态度无疑对国家放松经济管制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冷战以及同苏联争夺“中间地带”使美国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造成美国巨大的收支赤字，导致了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大国衰落”。衰落的美国以及外部的经济竞争也促使美国放松管理，以利于吸引外来经济资源。

苏联东欧剧变及其阵营解体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则是不同的剧本，但也与其内部的矛盾以及改革有关。苏联东欧阵营本来在经济基础上就落后于西方。苏联体制的确立虽然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制度支持，但是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发展逐步呈现出来。冷战中两种制度的竞争根本上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竞争，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竞争。苏联体制活力不足以及对外军事竞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加之西方的宣传与误导，苏联集团内部出现了对西方体制的盲目崇拜，而没有看到西方高福利背后存在的社会矛盾。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起谋求提高经济活力的努力逐步走偏了方向，放弃了苏共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希望通过政治自由来促进经济活力。苏共政治领导的丧失导致国家的解体以及苏联东欧剧变，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上升期。全面学习西方，实现繁荣与自由，接纳新自由主义，成为苏联东欧集团国家转型的唯一方向。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是促进新自由主义秩序发展的重要因素。苏联阵营的解体与剧变，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依托苏联向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替代性的援助来源和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性。这一状况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秩序提供了外部条件。

原来处于冷战秩序阴影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冷战秩序的终结，一部分原来从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必然随着西方阵营的变化而进行制度转型，比如拉美许多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债务危机重压下，原来由国家干预的体制也向新自由主义体制转型；另一些原来与苏联有相对密切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失去苏联的“保护”，自冷战结束后，逐步通过各种方式（如颜色革命、外部军事入侵等）被西方改造。

可以说，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世界，世界各国的国家形态不同程度地向新自由主转型。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统计分析，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府的国家职能都在发生缩减，从过去广泛的积极职能向着最小职能方向收缩，只关注国防、法律与秩序、财产权等有限的职能，并且在加强执行这些有限职能的能力，如保护财产权。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笼罩下，国家间的互动与交往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统一的世界市场。过去基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制度按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重新修正，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在更有助于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下进行。冷战结束后，在国际货币组织等国际机构“劝诫”下，各国竞相放松金融管制，使得各国金融市场呈现出开放格局，而且形成了一体化的趋势，这大大地便利了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从世界各地获得收益。国际分工从过去的产业分工呈现出生产环节的分工，越来越多的国家链接在全球产业链之中。加入经济全球化，密切而相对自由的经济交往，成为各国经济交往的主要形态。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也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1）对非西方国家的改造；（2）对非西方大国的制衡；（3）为了实现上述两个战略的需要，建立了一个全球准军事司法体系来维护世界秩序不受挑战，这一体系承担者是由冷战中遗留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联盟。

如何改造非新自由主义（或非典型）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互动的一大特色，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使之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用福山的话说，“如何改善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增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并强化其可自我维持的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第一要务”。这种改造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包括经济引诱、政治施压、颜色革命、甚至是军事打击与占领等手段。二是改造与驯化非西方的大国，如中国与俄罗斯。对待此类国家，西方采取的手段有所不同。虽然，西方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交往便利，采取包括经济引导、政治施压、意识形态传播等手段试图来驯化和改造这些国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巨大的军事实力，无法用军事手段来改造这类国家，因为这样做太具危险性，会引爆世界的振荡。因此，用传统的地缘政治遏制替代军事入侵与占领，以防范这些国家未来可能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威胁，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大国的重要手段。这与冷战世界秩序下，西方默认苏联阵营存在，东西方之间保持某种竞争下的战略平衡，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相对的“二选一”的自由不同，此时的国际政治交往模式是一种失衡的改造与被改造状态。西方实现对非西方国家改造的主要政治工具就是冷战遗留下的由美国领导的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它作为一种全球的军事司法工具（类似国内政治的司法强制机器）服务于这种世界的改造与秩序的维持。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冷战结束后，北约在苏联剧变与解体后并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地赋予新使命，并不断向东扩展；在东亚，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没有弱化，反而不断地扩展其适用的范围与领域。而且美国在针对不同国家和问题时，在其领导的同盟体系中，可以临时拼凑“国际联盟”去实现其使命。

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传统古典自由主义在现代的变种，其运作的结果必然是内在矛盾的历史回归。百年前造成“大转型”的种种矛盾，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盛行也逐步“故态复萌”并且激化扩展，孕育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危机。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经历30多年的发展，在取得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地遭遇经济、政治和国际交往的危机。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21世纪初拉美金融危机，直到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后来欧债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营造的持久经济繁荣的意象被打碎；世界性的贫富分化持续加大的现实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必然会带来福利改善的信条失去了信心；另外，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改造世界的运动带来的政治动荡、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难民大潮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秩序下的国际政治交往模式不以为然；曾经一时作为世界主流性话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变得不再令人信服，批判之声逐步高涨。更为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国家却获得了巨大发展，与那些迷信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西方社会近年来出现的种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现象不足为怪。这种现象在百年之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遭遇危机时就曾在西方出现过。而且，近年来一些国家出现强势政治领导的回归现象也是应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产物。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前的“大转型”根源是相类似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潮带来矛盾与危机的产物。

五、结语

百年的政治思潮可以说都是主要围绕着欧美自由主义思潮这条主线而展开的。自由主义的百年轮回导致当今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世界必然重复过去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事。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缺乏有效治理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必然带来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因为市场竞争即使没有私有制也会导致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滞后性，也会导致贫富分化；而经济痛苦与贫富分化必然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条件下，这种极端政治倾向相比过去更具传染性和自我固化特征。极端的政治倾向是社会与国际对立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如同百年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危机一样，正在酝酿着世界的变革。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变革思潮包括：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包括西欧的一些极右翼势力），它调动民粹思潮和民族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传统，力图重塑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美国优先”的特权与其他国家交往。二是一种“再嵌入式自由主义”（Re-embededLib-eralism），它以西方传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为主要代表。比如戴维·莱克（DavidLake）在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所做的有关“再嵌入”的主席演讲就颇具代表性。这一演讲的核心就是在国内重拾罗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种“新新政”（NewNewDeal），以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在国际上，继续重视“共享收益”（SharedGains）和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协商”（NewInternationalBargain）基础上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以应对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国际挑战。新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大体上属于这种势力的阵营。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模式供其他国家选择借鉴，但不搞制度输出；并且在照顾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尊重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基础上，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革全球治理方式，推动国际关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修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各种弊端。这三种改革势力都代表着一种国内制度，都提出一种国家交往的模式。